“三农”问题的近期安排与长远谋划 摘要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，重点在农村，难点也在农村。作者认为：解决好农业、农村和农民问题，关键是要持续提高农民收入；而提高农民收入，关键又在农业人口的非农化、加快城市化的步伐。作者总结了过去发展小城镇的经验教训，指出我国今后城市化的重点是做大中小城市。为了鼓励农民进城，作者建议应通过土地流转制度的创新，为农民进城提供创业资本；改革户籍制度，为农业人口的非农化创造体制条件。
党的十六大提出，本世纪头年，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。要实现这一目标，重点在农村，难点也在农村。没有农民的小康，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，没有农村的现代化，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。因此，多年来”三农”问题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，而且中国的经济学人，也著文鼓呼，献计献策。古人说，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解决”三农”问题，既要立足当前，更要考虑长远，如此，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。
一、解决”三农”问题的关键是农民如何增收
民为国之根，农为民之本，农村稳则天下稳。长期以来，各级政府都把”保稳定”作为头等大事。村民自治也好，社会治安一票否决也罢，甚至过去的户籍管理制度，近年来的减轻农民负担、粮食流通体制改革，无一不是遵循这个思路。然而，从经济角度看，做好农业、农村和农民工作，关键要解决好发展问题。就像下棋要讲棋眼、治病要找病根，解开”三农”问题的”穴道”，绝招只有一式：持续提高农民收入。惟有农民的腰包鼓起来，农村经济发展了，才能真正实现农村社会的长治久安。
然而近年来，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，却一直在迂回爬坡。统计资料显示，～年，农民人均纯收入同比增长率，分别为、、，刚刚过去的××年，情况并没有大的改善，增长幅度仅略高于。”东边日出西边雨”，国民收入苦乐不均的现象，愈来愈突出。一边是国内多数行业增势趋旺，城市居民收入稳定上升；另一边是农业山重水复、险象环生，农民囊中羞涩，难以为继。农民增收困难，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，是新世纪中国面临的突出问题。
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？作为一个农业大国，中国农业不兴，无从谈百业之兴，农民不富，难保国泰民安。亿人口的中国，如果农业发展上不去，恐怕谁也不敢打保票中国人不会饿肚子。面对国际竞争，中国民族工业的底牌，原创：www.www.i4i3.com是背靠农村这个巨大的国内市场，没有农民增收作支撑，扩大内需战略便如同沙中建塔、纸上谈兵，中国经济迟早会有逆水行舟、不进反退的风险。我们同样也难以想象，未来中国能够在城乡二元化、工商业发达农业赢弱的基础上，实现现代化强国之梦。”没有农业的现代化，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。”中国经济发展远景规划，如果让农业拖了后腿，最终只能是水中月、镜中花。
求木之长，必固其根本；欲流之远，必浚其泉源。我们想问题、办事情，不能脱离中国的基本国情，心中不能不装着亿农民。农民增收，是当前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，政府对此责无旁贷。为此，中央和国务院多次强调指出，要”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基本目标”。
当前政府提出的农民增收举措，从近期安排看，大致有五项：
一是调整农业结构。就是鼓励农民在一亩三分地上作文章，”什么挣钱种什么”。站在县、乡，乃至一个省的角度看，调整农业结构，短期内确有可能增加农民收入。但放到全国范围考虑，结构调整并非治本之策。这里边的道理，经济学上叫”合成谬误”，即”个人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”。老百姓的话讲得更直白：你调我调他也调，调来调去卖不掉。农产品市场就那么大，需求弹性又低，靠行政命令调整结构，容易导致结构趋同，增产不增收。前几年有些地方一窝蜂地种药材、养长毛兔，使老百姓吃尽了苦头，至今农民还心有余悸，谈”调”色变，甚至编出顺口溜：要想富得快，得和政府反着来。产业结构要靠市场来调，对此，亿万农民最有发言权，政府越俎代疱，往往好心办坏事，以往的教训值得我们反思。
二是产业化。即农业生产、加工、销售一体化经营。这相当于在农民与市场之间，加入一个企业，从理论上讲，这样做可以降低农民的市场交易成本，增加农民收入。产业化的关键，是要有好的龙头企业，可由于市场需求基本是个定数，把加工企业建到乡镇，相当于将一部分城市人口的收入转移给了农民，这无异于挖肉补疮，并不能增加国民总收入。另外，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，农业究竟是搞产业化有利，还是专业化更好，一时还没有结论。
三是农产品涨价。世纪年代以来，国家几次调整农产品价格，以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。经过入世谈判，国人恍然发现，与国际市场相比，自家的农产品价格已是“高处不胜寒”，更有人称，二者之间真好似“地板高过天花板”，成本价高出人家市场价～成。入世后，虽然短期内还允许实行农业补贴，但长此以往，财政显然吃不消，农产品涨价已没有多少空间。
四是发展乡镇企业。应该承认，乡镇企业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，发展农村经济方面，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。但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，乡镇企业的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，正在经受着重组、改制或被淘汰的考验，近年来，乡镇企业为了自身生存发展，更多地用资本代替劳动，每年向外排斥多万农民工。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边际效果渐渐趋于减弱，对农民增收的拉动作用，也已今非昔比。
五是减轻农民负担。也就是用减法，从降低成本上下功夫。对政府的减负措施，农民举双手欢迎，可说时容易做时难，乡镇吃皇粮的队伍不精简，特别是农村教育经费没有着落，“减负”只能屡屡落空。去年农村“费改税”出师不利，足以证明“减”字诀一时还不灵验。当然，从长远看，农民负担一定要减，作为一项远景目标，“减负”只有在农民增收的前提下，效果才能尽如人意。
以上措施，从全局和长远看，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问题。目前，经济学界比较一致的意见，是转移农村人口，实现农民的非农化。此举，不仅可以实现农地规模经营，而且可使几亿农民解放出来，改变“土里刨食”的生存方式，通过进城务工经商，大大提高收入水平。对这项关乎农业长远发展、涉及亿万农民未来命运的长远设想，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。
二、农民增收的关键在农业人口非农化
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就，是举世公认的。我们以占世界近的土地，养活了全球的人口。但在新的世纪里，农业发展不能停留在温饱水平，而要从“吃饭”农业向市场农业转变。在此过程中，最突出的矛盾，是人多地少，土地承载压力过大，农业比较效益低。中国户均承包耕地仅亩多，其中个省区人均耕地低于亩，对农民来说，土地已不再是“聚宝盆”，而成了“保命田”，更糟糕的是，由于生态环境恶化与非农业占地，耕地每年以几百万亩的速度锐减，相反，农业人口却在不断膨胀。这种状况不改变，中国农业难以实现规模化经营，也难以应对入世后国外农业的激烈竞争。
纵观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，无不伴随着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产业、由农村向城市的大量转移。比如美国，经济起飞时期农业人口下降了，日本二战后农业人口下降了。而在中国，农村人口转移却长期停滞，裹足不前。造成城乡二元化结构的原因，既有户籍制度壁垒等政策因素，也有城市化发展思路的偏差。后者主要指世纪年代以来，实行的优先发展小城镇战略。主张此战略的依据，主要考虑现有大城市容量有限，新建中等城市代价过高，而小城镇能“化整为零”。据当初测算，如果有万个建制镇，平均吸纳人，就可转移亿农村人口，投资少、见效快，被认为是符合国情、国力，具有“中国特色”的城市化道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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